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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被熟知的“世界巨富”——百年十三行里的巨贾们

2014/9/22

2001年的千年之际,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在“纵横一千年”的专辑中,统计了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。名单上有6位中国人的名字,分别是成吉思汗、忽必烈、刘瑾、和珅、宋子文和伍秉鉴。他们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巨富。而其中前五位我们似乎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,那伍秉鉴是谁?为什么会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呢?要想了解这位世界巨富,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鲜为人知的行商群体。

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,加之外商不能与中国商人直接接触,因此,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,负责总揽对外贸易,统购进口洋货,营销中华物产,缴纳外船关税,管理外商人员。而十三行的行商也成为了清政府的媒介,与两淮的盐商、山西的晋商成为并立的行商集团,而在这些十三行的巨贾中,又以潘、卢、伍、叶四大家族最具代表。他们除了精明过人和能财善贾的商业才能之外,更有交通官府、取悦朝廷、迎合外商的手段,成为那个时候左右中国外贸市场的风云人物。

伍秉鉴,祖籍中国福建,是广州十三行怡和行的行主,在他的经营下,怡和行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商行, 1834年伍家的固定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,有人估算这相当于现在的50亿人民币。与其他行商不同的是,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,他不但在国内拥有房产、茶山和店铺,还在美国投资金融和铁路,被西方人称为“天下第一大富翁”,而伍秉鉴所经营的怡和行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。

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,同样贯穿行商历史的,还有历尽百年的潘振承家族。

潘振承,是广州十三行中同文行的创始人,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,从小在洋行做伙计,因为诚信经营,又擅长外语,被西方人称为“最可信赖的商人”。因此,只要标有“同文行”或以后“同孚行”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,当然也可以卖出高价。

行商们在获取巨额财富的同时,生活自然也极尽铺张奢华,这里我们看到的几幅图片就再现了当时行商们的洋塘住宅,曾在中国居住过的美国商人亨特在《广州番鬼录》一书中也这样写道:“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,外国使节、政府官员、甚至钦差大臣也常在这里出现,这里到处分布着稀有的古树,有各式各样的花卉果树。碎石铺就的道路,大块石头砌成的岩洞上盖着亭子,还有鹿、孔雀、鹳鸟及羽毛美丽的鸳鸯”。传说十三行行商们富可敌国,由此也可见一斑了。

卢观恒创立的广利行和叶上文创立的义成行,同样也成为当时显赫一时的行商代表。但行商即使获取巨额的财富,身处“重农抑商”的社会环境,依旧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。因此,常花巨资捐买顶戴,成为红顶商人,而他们除了保证税收之外,还要为皇家生活提供大量的珍奇洋货,满足皇帝后妃们对舶来品的欲望。

十九世纪初,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前沿,十三行洋馆又成为鸦片走私的非法基地,行商与外商有着密切的联系,十三行商人不可能成为毫无关系的局外人。因此,1839年,林则徐奉旨来到广东查禁鸦片,首先就在越华书院传讯十三行商人,并通过他们了解鸦片在广东泛滥的情况。

长期作为“天子南库”的广州十三行,在鸦片战争爆发时,行商们也率先捐资修建大炮、战船和水雷。而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就曾捐资10万两使得横档岛防御工事得以开工。

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,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上缴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,仅怡和行伍绍荣就被勒缴100万银元,也就在这一年,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于满心忧患中怅然离逝,终年74岁。

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,使广州不再成为唯一开放的口岸,行商自然也无法管理对外贸易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,广州十三行在一次大火中化为灰烬,逐渐退出了世界商贸历史的舞台。

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地前行中,当年那个被称为“银钱堆满”的十三行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行商们的踪迹我们也只能在史籍或残存的建筑里去慢慢的寻觅,浮沉百年的十三行终将成为特殊历史时期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…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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